儒学与中国现代化，虽然不无关系，甚至关系很大，但是似乎不必急于直接挂钩。我自己虽然想要摆脱而实际上并没有摆脱儒学的思想影响，不过从所谓“理性认识”或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来说，实在看不出儒学会给现代化带来什么思想活力。
儒学作为封建时代的官方哲学和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，它的伦理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，从本质上说，是束缚人们的思想和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。但是它又毕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重要思想文化遗产，自有其产生、演变、形成、发展、衰落的社会历史因由，而且在我国民族发展史上起过巨大深远的作用。既不能设想它完全是纯粹的精华，也不能设想它全部是腐朽的糟粕。而精华和糟粕又往往是杂糅搀合并有其时代和社会特点的。作为一种历史的重要文化形态，需要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研究分析，而不必急于简单地归纳出几条精华几条糟粕。作为传统文化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作用，也要作为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的研究课题，全面探讨，而不急于简单地作出非有益、即有害的结论。儒学有它保守封闭、排他等等的一面，但也不能把现代化的思想障碍全归之于儒学作祟；儒学还有自强进取、强调自我修养、人格自我完善、人际关系和谐等等的一面，但也不能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涵，等同于儒学美德的弘扬。在儒学经典和儒家思想里面，既可找出“压迫有理”的言论，也可以找出“仁者爱人”的人道主义内容；既可找到“重义轻利”、“重农抑商”的思想，也可找出重视功利和商品流通的主张；既可以看到大量的“敬天法祖”、“天不变道亦不变”的说教，也可以看到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”等因时损益的变易思想和某些主张变革的议论。我觉得对儒学的研究和估评，还是应该多一点辩证法，少一点形而上学；多一点全面性，少一点片面性为好。至于从儒家经典和儒家学说里面，去挖掘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思想渊源，去寻找现代科学技术的某些原始发明，因为我完全不懂，故不敢置一词，但愿儒学中确有这样的“宝贝”。不过不要在20世纪90年代，再去重复前一个世纪思想家们为向西方学习而不敢理直气壮，就造出“西学西艺”在中国“古已有之”、“礼失而求诸野”的把戏了。当然也不要再像“五四”时期一些曾经倡导新文化的人士，批判和声讨了一阵以儒学为核心的旧文化，时过不久，就对以“西学”为中心的新文化感到失望，转而去鼓吹东方文明，甚而主张尊孔崇儒了。
社会主义现代化，需要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，以适应改革、开放、搞活的深化和发展。现在常说我们正处在新旧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交替时期，似乎也可以说正处在新旧思想观念的交替时期。不过要认真思考一下，思想观念何者为新，何者属旧，恐怕也不容易一下子说出个一二三四来。当然，从原则上可以说，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，凡是符合四项基本原则并且有利于改革、开放、搞活的思想观念就是新的，反之，就是旧的。儒学当然属旧的思想观念，有些还以封建思想的残余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，诸如等级观念、人治思想、轻视妇女、包办婚姻等等。但妨碍现代化的旧思想观念，绝不止限于儒学传统，有些倒是外加给社会主义而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。比如由战争时期的供给制延续而形成的分配制度的“大锅饭”，人民公社的“一大二公”，以及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划等号，企业管理的党政不分、政企不分等等，恐怕都同儒家没有什么关系。因此，思想观念的更新，主要的也不在于摒弃儒学，而且儒学作为一种传统久远的民族文化心态，不应该也不可能简单摒弃了事。
在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实践中，能不能对传统儒学的一些积极的思想内容，批判地予以吸收、改造，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滋养呢？我想应该是可能的和必要的。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怎样发展，竞争机制怎样引进经济和文化生活领域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人际关系，总不能也不会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和利害关系。儒学所讲的利义之辨，推己及人，敬老爱幼，先忧后乐，勤俭自持，廉洁奉公等等，似乎都可以赋以社会主义的新内容而纳入新的道德观念。实行对外开放，打破闭关自守，吸收和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和管理知识，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决策，但学习不是盲目崇拜，引进不是机械照搬。这里就有个民族气节、民族自尊和自信的问题，有个人格和国格问题。我们当然不能再去恪守儒家的所谓“夷夏之防”，排斥和拒绝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，但是也绝不应该崇洋媚外。决定国家和民族历史命运的力量，不在西方或东方的外国，而在中华民族自身；决定中国文化是否能跻身于世界文化之林的基本条件，不在于中国文化的西方化，而在于中国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并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。经济上消除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和文化的走向世界，一则取决于本国自身生产力的发展水平，再则取决于本民族的文化特色的保持和发扬。基于这点认识，我觉得我们无须因为我国曾经是儒学兴发而盛行的国度而“自惭形秽”；当然也用不着因为中华民族孕育和勃兴了儒学而自我陶醉。
中华民族的衰而复振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，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使命，在这个前无古人的事业中遇到种种困难和阻挠，本是题中应有之义，这要靠我们和今后几代人付出自己的力量、血汗和聪明才智，而不应抱怨于或乞灵于古人和历史文化。中国历史上产生和盛行过儒学和西方历史上产生和盛行过神学一样，是既成的历史事实，也很难说这一定是历史的功绩或过错。至于对儒学的优劣得失，儒家的功过是非，自可评头品足、自由讨论。但是我们决不应该让死人拖住活人，更不应该让今人效仿古人。既然儒家可以在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，创造了至今还为人们所重视（不管是否定或肯定或居二者之间）、所研讨的儒学，那么生活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人们，当然更可以而且必然能够创造出这个全新时代的全新文化。而所谓“全新”，并不是也不可能割断历史；但它又绝不是传统儒学披上新的时装而登台重演。在现代化的征途上，回首过去，乃是为了面向现在和将来。对“儒学与中国现代化”，也应作如是观。
（选自《芳古集》，李侃著，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版）
